刘则渊:缅怀2017年辞世的5位科学学友人丨科学学说

  自钱学森1977年首倡“科学的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学事业走过了40年的辉煌历程。现在中国科学学进入新时代,但我们别忘了为此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先驱者。其中就有今年过世的五位人士,他们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冯之浚教授(1937-2017),《科学学研究》原主编陈益升教授(1935-2017),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夏禹龙教授(1927-2017),一位与科学学有关联的科学思想史家袁运开教授(1929-2017),还有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大工名誉教授、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1925-2017)。

  我同这五位杰出学者都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在2017年岁末之际,勾起我无尽的思念和回忆。

  今年2月20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冯之浚先生不幸逝世,令人悲痛万分。我和冯之浚先生认识很早,但直接的学术交往是1997年他任研究会第三届理事长期间。当年4月9日科学学理论家赵红州去世后,不久他向我交待一项重要任务:请你主持撰写面向新世纪的《科学学概论》,现在红州不在了,只能由你来干了。如今过去十多年了,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虽在不断努力却未能在他生前完成。现在我正在抓紧写作,完成他托付给我的遗愿。

  在同冯先生的学术交往中,他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见解。例如,他向我提议,对于科学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科学学”宜改为“制度科学学”。当然我们仍旧要从科研生产关系来考察科学活动,但要加强对科学运行的制度与机制分析。我立即写了《基于科学计量学的制度科学学》一文,将纳入拟定名为《科学学原理》一书中。

  又如,面对新近的“科学技术学”取代科学学的倾向时,他给我打电话阐述他个人的意见: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科学学研究会,千万不要动摇。我和他讨论中讲到普赖斯关于科学学的定义包含了科学、技术、医学等都是科学学的研究对象,他马上赞同这就是我们坚持科学学的理由。几乎每次在全国科学学大会上,他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某个问题征询我的意见。就在他去世之前北京召开的科学学理事会上,他向我提议把东北发展战略研究机构搞起来。他是多么关注东北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如何应对的问题。

  当然我最为重视的是他提出的“科学学的核心理论是什么?”我称之为“冯之浚之问”。对此,我始终牢记在心。还专门撰写了《冯之浚之问:科学学的核心理论是什么》一文,在我们研究会纪念他的追思会上做了发言,后来发表在《科学学研究》期刊上。

  上海是我国科学学的主要策源地,我们不能忘记科学学“四条汉子”之首的夏禹龙先生。我认识“四条汉子”,是由李宝恒先生在武汉主持的工业技术史研讨会上。特别是夏禹龙、刘吉、冯之浚三位在研讨中,谈笑风生,活跃了会议气氛。刘吉从热机技术推及工业革命一系列技术发明,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冯之浚发言风趣幽默,不断引起一阵阵笑声;而夏禹龙老成持重,风度翩翩,出口成章,富于理论色彩。上海这四位君子很自然地产生了学术共鸣,从技术史到自然辩证法,继而转向新兴的科学学领域,由夏禹龙领衔的四人联合署名,或以“夏吉春子”笔名的一篇篇讲科学反思、论智力投资、谈领导决策的力作,见诸报端期刊,在全国冲击着人们的头脑,掀起科学学的浪潮。他们合著的《科学学基础》更是如重磅炸弹,震撼学术界,销量巨增,一时洛阳纸贵。

  其后,夏禹龙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时由他主持并联合各省社科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科学学》,由辽宁省社科院承办的该项目研究成果评审会在大连举行,聘请我主持评审,我想这一定得到他的首肯。

  评审会之前,作为项目研究成果的专著已经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认真阅读了由夏先生主编的《社会科学学》一书,深为他把科学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科学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而赞赏不已。我不禁想起钱学森先生的观点,科学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学,技术科学的科学学,……。这个见解由夏禹龙先生得到落实,得以兑现。

  今年10月在福州由我主持的“赵红州科学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期间,10月17日夏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令人悲痛不已。他留下的遗作,他主编的《社会科学学》,他领衔合著的名作《科学学基础》,将永载中国科学学发展的史册上。

  今年4月12日,8月31日,我的两位老友袁运开和陈益升先后逝去,引起我的回忆。我不能忘记,我曾和袁运开、陈益升一起,还有已逝世10周年的龚育之先生,在京共事达四年之久。当时我们都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编辑部工作,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既不能出纰漏,又不能同流合污,需要有政治智慧。我和益升都是编辑,照章办事、按领导要求工作就行。可龚育之和袁运开是杂志负责人,真难为了他二位。那时对领导从不称头衔,老龚、老袁叫得亲切,大家同舟共济,彼此关照,真是难能可贵。

  粉碎后,我和老袁各自回到本校,陈益升到中科院工作,不久益升担任《科学学研究》主编,尽心尽力。我的论文经常投到这份期刊,但我从不找他,他采纳刊用,全凭文章质量。我的思路与文字水平,他当然一清二楚。事后他总是告知,我的论文为刊物增色不少。

  在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刚刚兴起时,益升曾率先主持高新技术园区的项目研究,其成果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我为大连高新技术发展战略及创办大连科技园区的研究工作,专程赴京向他讨教。他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他的研究报告及相关资料,使我受益匪浅,也为大连市政府依据我的研究成果与决策建议,设置高新园区,提供了启示。

  冯之浚先生去世,我赴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给益升通电话,询问是否前来参加?我们还可以借此机会见面。他告诉我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了。倒是询问我,《伟大发现的一天》什么时候出版?这本由俄罗斯哲学家、科学史家凯德洛夫著述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的专著,我们翻译后,请益升全面校阅。译稿清样出来了,我正在写译者前言,拖了不少时日。可惜,没有让他在生前见到这本译著,这次通话成了与他最后的告别。

  再回到袁运开先生的追忆。老袁回到华东师大被选为副校长,后升任校长,我回校搞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记得我专门到上海征求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方向,是研究自然观还是科学方法论?他对比师大和大工的性质、特点和各自的优势,认为大工还是搞科学技术方法论好,而华东师大侧重自然科学史与自然观研究。后来我每次到上海看他,他再忙也挤出时间和我交谈,关心我的学术研究。我和华东师大朱新轩、罗祖德在学术上结为至交,除了学术问题的共鸣,也因为与老袁有这层关系。老袁为人诚恳谦和,工作严谨细致,他和龚育之先生的行为风范,使同事们得以在动荡岁月的政治旋涡中安身立命。如今回忆一起共事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感怀。

  袁运开先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和周瀚光主持和带领团队著述了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这是一项开创性作品,与中国科学技术编年史,相得益彰,共同展现出中华民族科学与文明的灿烂辉煌。

  今年2月20日冯之浚先生刚刚去世不到一周,26日就传来加菲尔德博士辞世的噩耗,让我痛上加痛。

  2009年我校承办探讨科技合作问题的COLLNET国际会议,由于我校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陈超美向他介绍我校WISE实验室的研究情况,他毅然决定不去巴西参加ISSI大会,以84岁高龄不远万里来到大连,参加我们的会议。当我宴请他进晚餐时,这位老人闷头吃得津津有味,满不在乎旁人怎么看他。其他客人正在进餐时,他已经吃完,接着异乎寻常询问我:你是怎么搞起科学计量学的,你们的WISE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原先是学金属材料的,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用定量金相法测定钢的等温相变曲线,结果发现相变过程呈逻辑斯蒂曲线规律,这和科研产出增长曲线高度相似,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他说这的确很有意思,那么WISE呢?我说:

  他马上插问:E代表什么?我说:econometrics。他说,这和我们搞的计量学不一样。我解释道:我们主要是测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以科技与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和测量的对象。他说:哦,原来如此。

  他还告诉我:之所以关心中国科技发展,对你们研究工作由衷的喜悦,还因为中国是最先支持我发明SCI的工作,我出版的第一部科学引文索引印本,是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购买了第一本。

  他说:如今看到你们研究成绩,我特别高兴。你们的研究工作说明,WISE实验室是世界几个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之一。在会议期间,他多次表达了他对我的研究水平的评价。我也一再表示:您对我们过奖了,不过您给我们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他对汤逊路透驻中国代表处负责人指示:你们一定要支持WISE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欣喜地告慰他:我们团队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世界科学计量学的版图上,在产出-被引二维战略坐标图上,已经进入高产高被引第一象限领先国家行列,近五年发文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被引频次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大工已进入前1%,居国内同行机构第一位,真正成为世界顶尖科学计量学研究机构。印证了加菲尔德的赞誉: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是世界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之一。

  加菲尔德博士在访问我校期间,学校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我们还为他举办了84周岁祝寿晚会,让这位可爱的老人感动不已!今年他不幸去世,我第一个书写了沉痛悼唁他的祭文,武夷山先生看到后立即征得我的同意,在科学网上发布了这篇祭文,引起我国科学计量学界的反响,普遍表达了对这位伟人的缅怀之情。

  刘则渊,男,湖北恩施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957-1962年在大连工学院机械工程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新时期转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学领域。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第一任院长,为该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与学术奠基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现为该研究会理事及科学学理论及学科建设专委会顾问。大连市第11-12届人大代表暨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大连市科协常委。大连市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由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学理论、科学计量学与科技管理学,发展战略学,技术哲学。创办了第一个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学科博士学位点,率先在中国命名和引入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国际合作、创建WISE实验室,把我国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推进到新的阶段,进入国际学术前沿;WISE实验室被SCI之父加菲尔德誉为世界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之一。为国内最早倡导和开展技术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被同行称为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四大领军人物之一,2013年由我国技术哲学奠基人陈昌曙命名的技术哲学发展基金会授予首届技术哲学贡献奖。

  主要代表作有:论文《近代世界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查》(科研管理,1981,2)和《科学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科学学研究,2006,1)等;著作《技术开发原理与方法》(1986)、《发展战略学》(1988)、《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2003)、《德国技术哲学研究》(2008)、《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2008)、《技术科学前沿图谱与强国战略》(2011)和《生态城市前沿探索》(2011)等。主编“知识计量与知识图谱”丛书二辑共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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